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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主義【民權主義】

民權主義 第一講

  諸君: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。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?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,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。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,就叫做民。什麼是權呢?權就是力量,就是威勢。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,就叫做權。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,中國話說列強,外國話,便說列權。又如機器的力量,中國話,說是馬力,外國話,說是馬權。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。有行使命令的力量,有制服羣倫的力量,就叫做權。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,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。什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?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,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。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,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。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:我們是軍人,不懂得政治。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?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,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顯很易明瞭的。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,還可以講得通,但是說不懂得政治,便講不通了。因為政治的原動力,便在軍人,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政治,要明自什麼是政治。政治兩字的意思,淺而言之,政就是眾人的事,治就是管理,管理眾人的事,便是政治。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,便是政權。今以人民管理政事,便叫做民權。

  現在民權的定義,既然是明白了,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麼作用。環觀近世,追溯往古,權的作用,簡單的說,就是要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。人類要能夠生存,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:第一件是保,第二件是養。保和養兩件大事,是人類天天要做的。保就是自衛,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,要有自衛的能力,才能夠生存。養就是覓食,這自衛和覓食,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。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,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,人類要自衛,他項動物也要自衛,人類要覓食,他項動物也要覓食;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,便發生競爭。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,便要奮鬪,所以奮鬪這一件事,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。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鬪的。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,天天都是在奮鬪之中。

  人類奮鬪,可分作幾個時期。第一個時期,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。那個時期的長短,現在雖然不知道,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,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,不過是兩百萬年。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,便沒有人類的遺跡。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,似乎是很渺茫。但是近來地質學極發達,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,每層合成若干年代,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,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,所以用石頭來分別。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,似乎是很長遠,但是在地質學家看起來,不過是一短時期。兩百萬年以前,還有種種石層,更自兩百萬年以上,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,便無可稽考了。普通人都說沒有結成石頭之先,是一種流質,更在流質之先,是一種氣體,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,地球本來是氣體,和太陽本是一體的。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,成一團星雲,到太陽收縮的時候,分開許多氣體,日久凝結成液體,再由液體結成石頭,最老的石頭,有幾千萬年。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,是二千多萬年。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,要幾千萬年,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,又要幾千萬年。由最古之石頭至於今日,至少有二千萬年。在二千萬年的時代,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,我們便以為很久遠,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。

  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?因為講地球的來源,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。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,人類初生以後到距今二十萬年,才發生文化。二十萬年以前,人和禽獸沒有什麼大分別,所以哲學家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,不是偶然造成的。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,逐漸進化,才成今日的世界。現在是什麼世界呢?就是民權世界。

  民權之萌芽,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,但是確立不搖,只有一百五十年,前此仍是君權時代。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,而神權之前,便是洪荒時代,是人和獸相鬪爭的時代。在那個時候,人類要圖生存,獸類也要圖生存。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,一方面是覓食,一方面是自衛。在太古時代,人食獸,獸亦食人,彼此相競爭,遍地都是毒蛇猛獸,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,所以人類要圖生存,便要去奮鬪。但是那時的奮鬪,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鬪,不能結合成大團體,所謂各自為戰。

  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,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,但是地質學家說,世界上一有了人之後,便到處都有人,因為無論自什麼地方挖下去,都可所發見人類的遺跡。至於人和獸的競爭,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。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,人和獸鬪的事還可以看見。又像我們走到荒山野外,沒有人煙的地方,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麼景象。像這樣講,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,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,如果沒有古跡遺存,我們便不能夠推到古時的事。

  普通研究古時的事,所用的方法是讀圖書看歷史。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,所以人類文化,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。有文字的歷史,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<千>年,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。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,在中國是專靠讀書,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。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,是專靠讀書的,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,要靠實地去考察。不專看書本的歷史,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,便可推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。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,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一個什麼情形。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,不是專靠書,他們所出的書,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,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。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:一種是用觀察,即科學;一種是用判斷,即哲學。人類進化的道理,都是由此兩學問得來的。古時人同獸鬪,只有用個人的體力,在那個時候,只有同類相助。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鬪,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鬪,這兩個地方的人類,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,和猛獸是不同的,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,和不同類的去奮鬪,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,共同來食人的,來殘害同類的。當時同類的集合,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獸,那種集合是天然的,不是人為的。把毒蛇猛獸打完了,各人才是自然散去。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,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,各人都是各用氣力,不是用權力。所以在那個時代,人同獸爭,是用氣力的的代。

 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,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,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,人羣就住在一處,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,供人類的使用。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,便成畜牧時代,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,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刺伯人,還是在畜牧時代一樣。到了那個時代,人類生活的情形,便發生一個大變動。所以人同獸鬪終止,便是文化初生,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。到了那個時代,人又同什麼東西去奮鬥呢?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鬪。簡而言之;世界進化,當第一個時期,是人同獸爭,所用的是氣力,大家同心協力,殺完毒蛇猛獸,第二個時期,是人同天爭。在人同獸爭的時代,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,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,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,不過在那個時候,人要比獸聰明些,所以人同獸奮鬪,不是專用雙手雙足,還曉得用木棍石頭。故鬪爭的最後結果,是人類戰勝,把獸類殺滅淨盡了,人類的生命,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。在人同獸鬪的時期,人類的安全,幾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。

  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,人類才逐漸蕃盛,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。當那個時代,什麼是叫做好地方呢?可以避風雨的地方,便叫做好地方,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。像埃及的「尼羅河」兩旁和亞洲「馬斯波他米亞」地方,土地極其肥美,一年四季都不下雨,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,水退之後,把河水所帶的肥泥,都散布到沿河兩旁的土地,便容易生長植物,多產穀米。像這種好地方,袛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。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,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。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,常年沒有風雨,既可以耕種,又可以畜牧,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,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,不必勞心勞力,便可以優遊度日,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。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,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。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,稍為不好的地方,也要搬到去住。不好的地方,就有風雨的天災。

  好比黃河流域,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。在黃河流域,一來有風雨天災,二來有寒冷,本不能夠發生文化。但是中國古代文化,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?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,都是由別處搬來的。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,便早過中國一萬多年,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,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,發生中國的文明。在這個地方,驅完毒蛇猛獸之後,便有天災,便要受風雨的禍患。遇到天災,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,便要與天爭。因為要避風雨,就要做房屋。因為要禦寒冷,就要做衣服。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,便進化到很文明了。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,也不容易防備,有的一場大風,便可把房屋推倒,一場大水,便可把房屋淹沒,一場大火,便可把房屋燒完,一場大雷,便可把房屋打壞。這四種水、火、風、雷的災害,古人實在莫名其妙。而且古人的房屋,都是草木做成的,都不能抵抗水、火、風、雷四種天災。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,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。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,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,到了同天爭的時代,專講打是不可能的,故當時人類之感覺是非常困難的。後來就有聰明的人出來,替人民謀幸福,像大禹治水,替人民除去水患;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,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。

  自此以後,文化便逐漸發達,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。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,覓食很容易,他們單獨的問題,只有天災,所以要和天爭。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,可以專用氣力的,於是發生神權。極聰明的人,便提倡神道設教,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。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,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,是不可得知。但是既同天爭,在無法之中,是不得不用神權,擁戴一個聰明的人做首領。好比現在非洲的野蠻酋長,他的職務,便專是祈禱。又像中國的蒙古、西藏,都奉活佛做皇帝,都是以神為治,所以古人說:「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」。說國家的大事,第一是祈禱,第二是打仗。

 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,把皇帝推翻,現在沒有君權。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,至今還是拜神,所以日本皇帝,他們都稱天皇。中國皇帝,我們從前亦稱天子,在這個時代,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,還是不能脫離神權。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,已經被武人推倒了,到六十年前,明治維新,推翻德川,恢復天皇,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和神權並用。從前羅馬皇帝,也是一國的教主,羅馬亡了之後,皇帝被人推翻,政權也被奪去了,但是教權仍然保存,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,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,列國尊周一樣。

 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,便有天災,要和天爭,便發生神權。由有歷史到現在,經過神權之後,便發生君權。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剝奪了,或者自立為教主,或者自稱為皇帝,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,變成人同人爭。到了人同人相爭,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,不能維持人類社會,不能夠和人競爭,必要政治修明,武力強盛,才可以和別人競爭。世界自有歷史以來,都是人同人爭。從前人同人爭,一半是用神權,一半是用君權。後來神權漸少,羅馬分裂之後,神權漸衰,君權漸盛。到了法王路易十四,便為君權極盛的時代。他說:「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,我是皇帝,所以我就是國家」,把國家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裏,專制到了極點,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。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,弄到人民不能忍受,到了這個時代,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,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,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,知道君主總攬大權,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,供他一個人的快樂,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,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,便一天覺悟一天,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,人民應該要反抗,反抗就是革命。所以百餘年來,革命的思想便非常發達,便發生民權革命。民權革命,是誰同誰爭呢?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。

  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,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。再概括的說一說:第一個時期,是人同獸爭,不是用權,是用氣力。第二個時期,是人同天爭,是用神權。第三個時期,是人同人爭,國同國爭,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,是用君權。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,國內相爭,人民同君主相爭,在這個時代之中,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,公理同強權爭。到這個時代,民權漸漸發達,所以叫做民權時代。

  這個時代是很新的,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,推倒舊時代的君權,究竟是好不好呢?從前人類的智識未開,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,在那個時候,君權是很有用的。君權沒有發生以前,聖人以神道設教,去維持社會,在那個時候,神權也是很有用的。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,到了民權時代。就道理上講起來,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,一定要用民權呢?因為近來文明很進步,人類的智識很發達,發生了大覺悟,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,便要父母提攜,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,便不願依靠父母,必要自己去自由獨立。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,排斥民權。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,歐美也有這種學者,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。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還是主張復辟,恢復帝制。現在全國的學者,有主張君權的,有主張民權的,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。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,必要把全世界各國的民權情形,考察清楚才好。

 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,是用神權,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。比如現在西藏,如果忽然設立君主,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,因為他們崇信教主,擁戴活佛,尊仰活佛的威權,服從活佛的命令。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。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,早過歐洲,君權多過神權,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。民權這個名詞,是近代傳進來的,大家今天來贊成我的革命,當然都是主張民權的;一般老官僚要復辟要做皇帝,當然是反對民權,主張君權的。君權和民權,究竟是那一種適宜於現在的中國呢?這個問題是很有研究的價值。根本上討論起來,無論君權和民權,都是用來管理政治,為眾人辦事的,不過政治上各時代情形不同,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罷了。

  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?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,不適宜於行民權。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,但是在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,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,到中國來主張君權,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,文化趕不上歐美,所以不宜行民權。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,推翻民國,自己稱皇帝。現在我們主張民權,便要對於民權認得很清楚。中國自有歷史以來,沒有實行過民權。就是中國十三年來,也沒有實行過民權。但是我們的歷史,經過了四千多年,其中有治有亂,都是用君權。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?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,可以說是利害參半。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,如果此時應用民權,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。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,便主張民權。孔子說:「大道之行也,天下為公」,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,又「言必稱堯舜」,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。堯舜的政治,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,實際上是行民權,所以孔子總是信仰他們。孟子說: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又說:「天視自我民視,天聽自我民聽」。又說:「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弒君也」。他在那個時代,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,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,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人就稱為「聖君」,那些暴虐無道的人就稱為「獨夫」,大家應該去反抗他。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,在二千多年以前,已經老早想到了。不過在那個時候,還以為不能做到,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,是理想上的事,不是即時可以做得到的。

 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,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。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,他們便極不贊成,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。這些見解的錯誤,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,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。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,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,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。依我看來,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,民權的議論,在幾千年以前,就老早有了,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,沒有形之於事實。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,實現民權,有了一百五十年,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,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,人民安樂,順乎世界潮流,非用民權不可。但是民權發生,至今還不甚久,世界許多國家,還有用君權的,各國實行民權,也遭過了許多挫折,許多失敗的。民權言論的發生,在中國有了兩千多年,在歐洲恢復民權,不過一百五十年,現在就風行一時了。

 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,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,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,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。當時革命黨的首領,叫做格林威爾(Gromwell),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。此事發生以後,便驚動歐美一般人,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,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。暗中弒君,各國是常有的,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,不是暗殺,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,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,所以便把他殺了。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,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。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,不歡迎民權,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,人民還是思慕君主。不到十年,英國便發生復辟,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。那個時候,剛是滿清入關,明朝還沒有亡,距今不過兩百多年。所以兩百多年以前,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,不久便歸消滅,君權還是極盛。

  一百餘年之後,便有美國的革命,脫離英國的獨立,成立美國聯邦政府,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。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實行民權的國家。美國建立共和以後,不到十年,便引出法國革命。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,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,厲行專制,人民受非常的痛苦。他的子孫繼位,更是暴虐無道,人民忍無可忍,於是發生革命,把路易十六殺了。法國人殺路易十六,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,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,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。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,歐洲各國為他復仇,大戰十多年。所以那次的法國革命,還是失敗,帝制又恢復起來了。但是法國人民的民權思想,從此更趨發達了。

  講到民權史,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。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,因有他的民權思想,便發生法國革命。盧梭一生所有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「民約論」,「民約論」中立論的根據,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,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,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。所以這種言論,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。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,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,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。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,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,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,所以反對民權的人,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。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,不必要先主張言論,因為宇宙間的道理,都是先有事實,然後才發生言論,並不是先有言論,然後才發生事實。

  比方陸軍的戰術學,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,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,是先有學理呢?或是先有事實呢?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,研究戰術學,學成了之後,為國家去戰鬪。照這種心理來講,當然是先有言論,然後才有事實。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,最初人同獸鬪,有了百幾萬年,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被消滅。在那個時候,人同獸鬪,到底有沒有戰術呢?當時或者有戰術,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,便無可稽考,也未可知。後來人同人相爭,國同國相爭,有了兩萬多年,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?因為沒有歷史記載,所以後世也不知道。就中國歷史來考究,二千多年前的兵書,有十三篇,那十三篇兵書,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,由於那十三篇兵書,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。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,是先有歷史上戰鬪的事實,然後才成那本兵書。

  就是現在的戰術,也是本於古人戰鬪的事實,逐漸進步而來。自最近發明了無烟槍之後,我們戰術便發生一種極大的變更。從前打仗,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,近來打仗,如果見了敵人,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,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烟槍,我們才伏在地下呢?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?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?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,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。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(Boer)打仗,是一排一排去應戰,波人則伏在地下,所以英國兵士,便受很大的損失。伏地戰術是由波人創始的。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,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,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。波人最初到非洲,和本地的土人打仗,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,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,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。後來學成了,波人和英國人打仗,英國人也吃虧不少,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。後來英國兵回到本國,轉教全國,更由英國轉到全世界,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。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,不是先有言論,才發生事實。

  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,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,所以反對民權的人,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。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,本來是不合理。但是反對他的人,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,也是不合理。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,須先要靠事實,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。盧梭的言論,既是沒有根據,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?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?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,所以他便主張民權。他的民權主張,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,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。他的言論雖然是<和>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,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,已經有了那種事實,因為有了那種事實,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,還是被人歡迎。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,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。

 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,政治上所用的權,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,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。比方在神權時代,非用神權不可,在君權時代,非用君權不可,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,可算發達到了極點,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來學他,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,人民還是很歡迎。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,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,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,像盧梭的民約論一種,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。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,仍要復辟,和法國革命的延長,便以為民權不能行實。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,才能夠成功。美國革命不過八年,便大功告成。英國革命經過了二百多年,至今還有皇帝。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,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,已經到了民權時代。將來無論是怎樣挫折,怎樣失敗,民權制度在世界上,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。

  所以在三十年前,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,主張要中國強盛,實行革命,便非提倡民權不可。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,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,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。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,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,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,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。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,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。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,亞洲怎樣可以實行民權呢?所以袁世凱做皇帝,張勳復辟,都容易發動出來。但是最有力的俄國德國皇帝,現在都推翻了,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,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。中國從前反對民權,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,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?但是滿清皇帝,在辛亥一推就倒了,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。世界潮流的趨勢,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,水流的方向,或者是有許多曲折,向北流或向南流的,但是流到最後。一定是向東的,無論是怎麼樣,都是阻止不住的。所以世界的潮流,由神權流到君權,由君權流到民權,現在流到了民權,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。如果反抗潮流,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凱,很蠻悍的軍隊像張勳,都是終歸失敗。現在北方武人專制,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,我們南方主張民權,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。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,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,都不及北方,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,縱然一時失敗,將來一定是成功,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。北方反抗世界潮流,倒行逆施,無論力量是那樣偉大,縱然一時僥倖成功,將來一定是失敗,並且永遠還不能再圖恢復。

  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,已經起了革命,推翻活佛,神權是失敗了,將來西藏的神權,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。蒙古西藏的活佛,便是神權的末日,時期一到了,無論是怎麼樣維持,都不能保守長久,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,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,不是用皇帝治國,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。由此可見世界潮流,到了現在,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,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,真是到了民權時代。

  現在的民權時代,是繼續希臘羅馬的民權思想而來,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,不過一百五十多年,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,天天應該要發達。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,決定採用民權制度,一則為順應世界的潮流,二則為縮短國內的戰爭。因為中國自古以來,有大志向的人,多是想做皇帝,像劉邦見秦始皇出外,便曰:「大丈夫當如是也」。項羽亦曰:「彼可取而代也」。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。當我提倡革命之初,來贊成革命的人,十人之中,差不多有六七人,是一種帝王思想的。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,不但是要推翻滿清,並且要建設共和,所以十分之六七的人,都逐漸被我們把帝王思想化除,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,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,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,還沒有化除,所以跟我來做革命黨的人,常有自相殘殺的,就是這個原故。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初,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,就是想免了爭皇帝的戰爭,可惜至今還有冥頑不化之人,這真是實在無可如何,從前太平天國就是我們前車之鑒。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,打過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,建都南京,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,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?講起原因有好幾種: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,是不懂外交,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(Pottinger)到南京,想和洪秀全立約,承認太平天國,不承認大清皇帝。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,只能見東王楊秀清,不能見天王洪秀全,因為要見洪秀全,便要叩頭,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他,便再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。後來戈登帶兵打蘇州,洪秀全便因此失敗。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,是由於不懂外交。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,也未可知。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,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,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。所以洪秀全不北伐,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。

  但是依我的觀察,洪秀全之所以失敗,這兩個原因,都是很小的。最大的原因,還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,就互爭皇帝,閉起城來自相殘殺。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。洪秀全既做了皇帝,楊秀清也想做皇帝。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,有六七萬精兵,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,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,消滅他的軍隊。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,也專橫起來,又和洪秀全爭權,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。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,便從江西趕進南京,想去排解。後來見事無可為,並且自己被人猜疑,都說他也想做皇帝,他就逃出南京,把軍隊帶到四川,不久也被清兵消滅。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,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四部份的基本軍隊,都完全消滅,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。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,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。洪秀全當時革命,尚不知有民權主義,所以他一起義時,便封了五個王。後來到了南京,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,便想不再封王了。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,有不得不封之勢,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,他們或靠不住,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,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,可以互相牽掣。但是從此以後,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王,便不能調動,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。所以那種失敗,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。陳炯明前年在廣州造反,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法呢?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,此實大不然。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,我主張北伐,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,他總是反對。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,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,和他的地盤有妨礙,所以我最後一天老實不客氣,明白對他說,我們北伐如果成功,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,就搬到南京,一定是不回來的,兩廣的地盤,當然是付託於你,請你做我們的後援。倘若北伐不幸失敗,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,到了那個時候,任憑你用什麼外交手段,和北方政府拉攏,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。就是你投降北方,我們也不管你,也不責備你。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。由此觀之,他的志向是不只兩廣地盤的。後來北伐軍進了贛州,他就造起反來。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?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,所以便先消滅極端和皇帝不相容的革命軍,他才可有辦法去造成基礎,好去做皇帝。

  此外尚有一件事實,是證明陳炯明有皇帝思想的。辛亥革命以後,他常向人說,他少年的時候,常常做夢,一手抱日,一手抱月,所以自己做了有一首詩,內中有一句云,「日月抱持負少年」。自注這段做夢的故事於下,遍以示人,就是取他的名字,也是想適應他這個夢的。你看他的部下,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光那一般人,那一位是革命黨。簡直的說,沒有一個是革命黨的,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,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。陳炯明因為是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,所以他想做皇帝的心,至今還是不死。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要想做皇帝,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,他們的心理是怎樣,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們了。我現在講民權主義,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,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,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。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,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,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。全國長年相爭相打,人民的禍害,便沒有止境。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,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,便主張民權,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,共和國家成立了以後,是用誰來做皇帝呢?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,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,照這樣辦法,便免得大家相爭,便可以減少中國戰禍。就中國歷史講,每換一個朝代,都有一次戰爭。比方秦始皇專制,人民都反對他,後來陳涉吳廣起義,各省都響應,那本是民權的風潮。到了劉邦項羽出來,便發生楚漢相爭。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?他<們>就是爭皇帝。漢唐以來,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。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,當亂的時候,總是爭皇帝。外國嘗有因為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,但是中國幾千年以來,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。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,所以當初發起革命的時候,便主張共和政權,不要皇帝。現在共和政體成立了十三年,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人,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,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,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?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,都是想做皇帝的。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,兵權大的就爭皇帝,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,此刻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,這或者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。

民權主義 第二講

  民權這個名詞,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,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裏頭,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。歐美兩三百年來,人民所奮鬪的,所競爭的,沒有別的東西,就是為自由,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。法國革命的時候,他們革命的口號,是自由、平等、博愛三個名詞。好比中國革命,用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個主義一樣。由此可說自由、平等、博愛是根據於民權,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。所以我們要講民權,便不能不先講自由、平等、博愛這三個名詞。

 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,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,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,把自由講到很詳細,視為很重要。這種思潮,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,佔很重要的地位。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,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,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,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。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,袛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過的,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。至於普通民眾,像在鄉村或街道上的人,如果我們說自由,他們一定不懂得。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,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,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。現在懂得的,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,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,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兩個字,但是究竟什麼是自由,他們還是莫名其妙。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,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,思想太幼稚,連自由的知識都沒有,自由的名詞都沒有,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,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。

  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,在一方面說,中國人是一片散沙,沒有團體;又在一方面說,中國人不明白自由,這兩種批評,恰恰是相反的。為什麼是相反的呢?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,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?就是個個有自由,和人人有自由,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,所以成了一片散沙。什麼是一片散沙呢?如果我們拿一手沙起來,無論多少,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,沒有束縛的,這便是一片散沙。如果在散沙內參加水和士敏土,便結成石頭,變為一個堅固的團體,變成了石頭,團體很堅固,散沙便沒有自由,所以拿散沙和石頭比較,馬上就明白了。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,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,就不能活動,就失卻自由。自由的解釋,簡單言之,就是每個小單位在一個大團體中,能夠活動,來往自如,便是自由。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,所以大家都是莫名其妙。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,是和自由相彷彿的,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。既然是放蕩不羈,就是和散沙一樣,各個體有很大的自由。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,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,既然如此,當然是散沙,是很自由的。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,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,便是一片散沙,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大堅固團體,便不能像一片散沙。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,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。

 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,外國人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爭自由,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?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?依我看來,近來兩三百年,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,我們中國普通人,都是莫名其妙。他們相爭自由的時候,鼓吹自由主義,說得很神聖,甚至把「不自由毋寧死」的一句話,成了爭自由的口號。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,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,並且擁護自由,決心去奮鬪,當初的勇氣,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。但是中國一般民眾,還是不能領會什麼是叫做自由。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發達的,所以今天來講民權,便不能不講自由。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,流過了多少血,犧牲了多少性命。我在前一回已經講過了,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。歐美發生民權,已經有了一百多年,推到民權的來歷,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。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,本來是為爭自由,爭自由的結果,才得到民權。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,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。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,自由爭得了之後,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。所謂「德漠克拉西」(Democracy),是希臘的一個古名詞,至今歐美民眾對於這個名詞還是不大關心,不過視為政治學中的一句術語罷了,比之自由二個字,視為性命攸關,那就相差很遠了。民權這種事實,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經有了萌芽,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,就有了這個名詞,後來希臘羅馬亡了,這個名詞便忘記了。最近二百年內為自由戰爭,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復起來,近幾十年來,講民權的人更是加多,流行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。

  但是歐洲一二百年以來的戰爭,不是說爭民權,是說爭自由,提起自由兩個字,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。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,好像中國人聽了「發財」這個名詞一樣,大家的心理,都以為是很貴重的。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們爭自由,他們便不明白,不情願來附和,但是對他要說「去發財」,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。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,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,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奮鬪,為自由去犧牲,大家便很崇拜自由。何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,便那樣歡迎呢?現在中國人民何以聽到自由便不理會,聽到發財便很歡迎呢?其中有許多道理,要詳細研究才可以明白。中國人聽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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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權主義 第三講

[1924年三月二十三日講。]

  民權兩個字,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,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。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,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。平等這個名詞,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,都是相提並論的。歐洲各國從前革命,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,都是一樣的出力,一樣的犧牲,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樣的重大。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,必要得到平等,如果得不到平等,便無從實現自由,用平等和自由比較,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。什麼是叫做平等呢?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?歐美的革命學說,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。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,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,都是大書特書,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,是他人不能侵奪的,天生人類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?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。

  我從前在第一講中,推溯民權的來源,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,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,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。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,除了水面以外,沒有一物是平的。就是拿平地來比較,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。好像坐粵漢鐵路,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,本來是屬於平原,但是從火車窗外,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,沒有那一里路,不是用人工修築,才可以得平路的。所謂天生的平原,其不平的情形,已經是這樣。再就眼前而論,拿桌上這一瓶花來看,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,是槐花,大概看起來,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的,每朵花也是相同,但是過細考察起來,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,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,也沒有那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。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,也沒有完全相同的。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,此處地方的槐葉,和彼處地方的槐葉,更是不相同的。今年所生的槐葉,和去年所生的槐葉,又是不相同的。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。既然都是不相同,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。自然界既沒有平等,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?

  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,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,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,弄到結果,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。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,是人為的不平等。人為的不平等,究竟是什麼情形?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,繪一個圖來表明,諸君細看第一圖,便可明白。

  第一圖不平等

  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,在特殊階級的人,過於暴虐無道,被壓迫的人民,無地自容,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,來打不平。革命的始意,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,到了平等以後,便可了事。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,每每假造天意,做他們的保障,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,是天所授與的,人民反對他們,便是逆天,無知識的民眾,不曉得研究這些話,是不是合道理,只是盲從附和,為君主去爭權利,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。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,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,以打破君主的專制。學者創造這一說,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。但是天下的事情,的確是「行易知難」。當時歐洲的民眾,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,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,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,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,無論用什麼方法和力量,總是推不倒他們。到了後來,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,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,然後歐洲的帝王,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。

  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了以後,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,便日日去做工夫,想達到人人的平等,殊不知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到了近來,科學昌明,人類大覺悟了,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。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,縱使不顧真理,勉強做成功,也是一種假平等。像第二圖一樣,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,成了平頭的平等,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,還是不能平等,這種平等,不是真平等,是假平等。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,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,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,自己去造就,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,所以造就的結果,當然不同,造就既是不同,自然不能有平等。像這樣講來,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。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,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,也要把他們壓下去,一律要平等,世界便沒有進步,人類便要退化。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,又要世界有進步,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因為平等是人為的,不是天生的,人造的平等,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故革命以後,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,好像第三圖的底線,一律是平等的,那才是真平等,那才是自然之真理。

  第二圖假平等

  歐洲從前革命,人民爭平等自由,出了很大的力量,費了很大的犧牲,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出力,那樣犧牲,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,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。上面所繪的第一圖,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,政治上是怎麼樣不平等的事實,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,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。這種階級,中國以前也是有的,到十三年以前,發生革命,推翻專制,才剷平這種不平等的階級。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,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利害。歐洲兩百多年以前,還是在封建時代,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。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,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,便打破了封建制度。歐洲就是到現在,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,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,才發生平等的思想。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,便有了這種思想,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,是早過歐洲。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,歐洲的政治進步,不但是趕到中國,並且超過中國,所謂後來者居上。

  第三圖真平等

 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,和中國比較起來,歐洲的專制,要比中國利害得多,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?就是在世襲制度。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,代代都是世襲貴族,不去做別種事業,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,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。比方耕田的人,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,做工的人,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,祖父做一種什麼事業,子孫就不能改變,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,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。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以後,這種限制,也就完全打破了。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,都是有階級制度,都是不平等。中國的好處,是只有皇帝是世襲,除非有人把他推翻,才不能世襲,如果不被人民推翻,代代總是世襲,到了改朝換姓,才換皇帝。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,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,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極多,不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。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,但是大多數的王侯,都是世襲,人民的職業不能夠自由,因為職業不自由,所以失去了平等,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,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。由於這個原故,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,二來自己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,更求上進,於是感覺非常痛苦,不能忍受,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,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,以求上進,拚命去爭自由,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。那種戰爭,那種奮鬪,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。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,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。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,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,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,當中原因,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,實在沒有那樣利害。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,雖然是專制,二千多年以來,雖然沒有進步,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,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,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。因為不覺得痛苦,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鬪。

 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,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,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,多數都是照本抄謄,全不知道改變。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,說是爭自由,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,歐洲從前爭平等,中國人也照樣要爭平等。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,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,如果要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,便是離事實太遠,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,他們便沒有感覺,沒有感覺,一定不來附和。至於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,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,真是水深火熱,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,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,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。

  因為有這種風潮,所以近兩三百年來,一次發生英國革命,二次發生美國革命,三次發生法國革命。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,英國革命算是沒有成功,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。英國革命的時候,正當中國明末清初,當時英國人民把皇位推倒,殺了一個皇帝,不到十年,又發生復辟,一直到現在,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,貴族階級也還是存在。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,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,創立共和制度。以後法國革命,也是照美國一樣,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。延到現在六年以前,又發生俄國革命,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,變成共和國家。美國、法國、俄國,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,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,都是由於革命成功。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,發起最後的是俄國,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。俄國革命的結果,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,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,也是一齊打到平等。

 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,美國革命的時候,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。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?因為他們當時的十三州,都是英國的領土,歸英國管理。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,壓迫美國人民,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。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,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,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,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,便覺得很不平等。所以要脫離英國,自己去管理自己,成一個獨立國家。他們因為獨立,反抗英國,和英國戰爭了八年,後來獨立成功,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,政府都一律看待,一律平等,但是對待別色人種,便大不相同。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,他們便視為奴隸,所以美國獨立之後,白人的政治地位,雖然是平等,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,還不是平等。這種事實,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。因為獨立宣言,開宗明義,便說「人人是生而平等的,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,那些權利,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」。後來訂定憲法,也是根據這個道理。

  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,既然成功了以後,還要黑人來做奴隸,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,見到那種事實,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,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裏頭,還用許多人來做奴隸。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?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,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,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,每日做很多的工,辛辛苦苦,做完之後,沒有工錢,只有飯吃。那種殘酷情形,全國人民看見了,覺得是很不公道,很不平等的,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,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,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。後來這種主張愈傳愈廣,贊成這種主張的人,便非常之多,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,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,做成了許多記錄,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,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,編成一本小說,令人看到了之後,都很有趣味,這本小說叫做黑奴籲天錄。自這本書做出之後,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麼樣受苦,便替黑奴來抱不平。當時全美國之中,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,便主張放奴。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,是很多的,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,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,如果放黑奴,便沒有苦工,便不能耕種。南方的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,便反對放奴,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起來的。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,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,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。南方各省反對放奴,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,如果要解放,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。當時一個黑奴,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,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,總算起來,要值幾百萬萬元。因為那種價值太大,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,所以放黑奴的風潮,雖然是發生了很久,但是醞釀復醞釀,到了六十年前,才爆發出來,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。那次戰爭,兩方死了幾十萬人,打過了五年仗,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,是世界大戰爭之一。那次戰爭,是替黑奴打不平,替人類打不平等的,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。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,都是本身覺悟,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。美國的南北戰爭,為黑奴爭平等,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。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,沒有別的知識,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,有衣給他們穿,有屋給他們住,他們便很心滿意足。當時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,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,不致受十分的虐待,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,要求解放,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。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,所爭求平等的人,是白人替黑人去爭,是自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,不是本身的覺悟。

  那次戰爭的結果,南方打敗了,北方打勝了,聯邦政府就馬上發一個命令,要全國放奴,南方各省因為打了敗仗,只有服從那個命令。自此以後,便不理黑奴,從解放的日起,便不給飯與黑奴吃,不給衣與黑奴穿,不給屋與黑奴住,黑奴從那次以後,雖然是被白人解放,有了自由,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,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,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,便有飯吃,有衣穿,有屋住,解放以後,不替主人做工,便沒有飯吃,沒有衣穿,沒有屋住,一時青黃不接,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,便感覺非常的痛苦。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,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。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?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: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,叫做華盛頓;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,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,是很有功勞的。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,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。因為他解放黑奴,為人類求平等,立了很大的功勞,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。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,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,便非常怨恨他,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,說他是洪水猛獸。那些罵林肯的人之心理,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。現在有智識的黑人,知道解放的好,自然是稱頌林肯。但是無智識的黑人,至今還是恨林肯,學他們的祖宗一樣。

  解放黑奴,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事業,所以講美國的最好的歷史,第一個時期是由於受英國不平等的待遇,人民發起獨立戰爭,打過了八年仗,才脫離英國,得到平等,成一個獨立國家。第二個時期,是在六十年前,發生南北戰爭,那次戰爭的理由,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,打過了五年仗。五年戰爭的時間,和八年戰爭的時間,雖然是差不多,但是說起損失來,那次五年的戰爭比較八年的戰爭,犧牲還要大,流血還要多。簡單的說起來,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,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,為自己爭平等。第二次的大戰爭,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,為黑奴爭平等,不是為自己爭平等,是為他人爭平等。為他人爭平等,比較為自己爭平等,所受的犧牲還要大,流血還要多。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,這種爭平等的歷史,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。

 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,法國也發生革命,去爭平等,當中反覆了好幾次,爭了八十年,才算成功。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,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,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,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,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,要放在平頭點,那就是假平等了。

  中國的革命思潮,是發源於歐美,平等自由的學說,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。但是中國革命黨,不主張爭平等自由,主張爭三民主義。三民主義能夠實行,便有自由平等。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,爭得了之後,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。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,才真有自由平等。要什麼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?像第二圖,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,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,要像第三圖,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,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。所以我們革命,要知道所用的主義,是不是適當,是不是合乎正軌,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,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。人民要澈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,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,是不是合乎國情,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,始終不變,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,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。

 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,經過了兩次戰爭,第一次爭了八年,第二次爭了五年,才達到目的。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,幾千年來,歷史上的戰爭,都是大家要爭皇帝,每次戰爭,人人都是存一個爭皇帝的思想,只有此次我們革命,推倒滿清,才是不爭皇帝的第一次。但是這種不爭皇帝的思想,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。說到革命黨以外,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,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,但是主張武力統一,還是想專制。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,別人不能夠反抗,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。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倒滿清的時候,他何嘗不贊成共和呢,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?當時全國的人民,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。到了民國二年,袁世凱用武力打敗了革命黨,把革命黨趕出海外,便改變國體,做起皇帝來。這般軍閥的思想,腐敗不堪,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,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,所以中國的革命,至今沒有成功,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,沒有一概肅清。我們要把這種做皇帝的思想,完全剷除,一概肅清,便不得不再來奮鬪,再來革命。

 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,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;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,本是爭平等自由,但是爭得的結果,實在是民權。因為有了民權,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,如果沒有民權,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。講到民權的來歷,發源是很遠的,不是近來才發生的。兩千多年以前,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。當時希臘羅馬,都是共和國家,同時地中海的南方,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(Carthage),也是一個共和國;後來有許多小國,繼續起來,都是共和國家。當時的希臘羅馬,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,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;因為那個時候,民權還沒有實行。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,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,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;斯巴達的一個武士,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,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,無民權的人是大多數,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。所以二千多年以前,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,雖然是共和,但是由於奴隸制度,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。到六十年前美國解放黑奴,打破奴隸制度,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,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,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。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?要附屬到什麼東西之上呢?簡而言之,是在民權上立足的,要附屬於民權之上。民權發達了,平等自由,才可以長存,如果沒有民權,什麼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。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,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,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,還是要用民權。因為爭得了民權,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,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,所以平等自由,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。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權之內,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,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。

  歐美革命,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,犧牲了無數的性命,流了很多的碧血,爭到平等自由之後,到了現在,把平等自由的名詞,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,把平等自由的事實,應該要如何審慎,不能夠隨便濫用。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?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,前次已經講過了,他們爭得自由之後,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。美國法國革命,至今有了一百多年,把平等爭得了,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,也生出許多流弊呢?依我看起來,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。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,我們從新革命,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,專為平等去奮鬥,要為民權去奮鬥;民權發達了,便有真正的平等,如果民權不發達,我們便永遠不平等。歐美平等的流弊,究竟是怎樣呢?簡單的說,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。歐美爭得平等以後,為什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?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,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,因為自由平等沒有歸到正軌,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鬪。因為要奮鬪,自然要結團體,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,所以由於奮鬪的結果,便得到集會結社的自由。由於得到這種自由,便生出許多團體,在政治上有政黨,在工人中有工黨。

  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,工黨是在革命以後,人民爭得了自由,才發生出來的。發生的情形是怎樣呢?最初的時候,工人沒有知識,沒有覺悟,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,也不知道受資本家有很大的壓迫,好像美國黑奴,只知道自祖宗以來,都是做人家的奴隸,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,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,另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。當時各國工人,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,後來於工人之外,得到了許多好義之士,替工人抱不平,把工人和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,宣傳到工人裏頭,把他們喚醒了,要他們固結團體,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,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。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,是拿什麼做武器呢?工人抵抗唯一的武器,就是消極的不合作,不合作的舉動,就是罷工。這種武器,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,還要利害得多。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,便大家聯合起來,一致罷工,那種罷工,影響到全國人民,比較普通的戰爭,也不相上下。因為在工人之外,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,去引導那些工人,教他們固結團體,去怎麼樣罷工,所以他們的罷工,一經發動,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,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,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,要講平等。英國法國的工人,由於這種感覺,要講平等,看見團體以內,引導指揮的領袖,都不是本行的工人,不是貴族便是學者,都是從外面來的,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,便排斥那些領袖。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,在歐洲近數十年來,漸漸發生了。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,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,成了平等的流弊,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,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,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己,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,不但是沒有進步,不能發生大力量,並且沒有人去維持,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,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。

  工人的團體,不但是在外國很多,近十多年來,中國也成立了不少。中國自革命以後,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,成立團體,團體中的領袖,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。那些團體中的領袖,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,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,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,當然是很多;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,也是不少。所以工人應該要明白,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。

  現在中國的工人講平等,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。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來的一種工報,當中有兩個大標題,第一個標題是「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」。第二個標題是「我們工人奮鬪,只求麵包,不問政治」。由於這種標題,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的。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的領袖,但是他們的目標,還是要問政治,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,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,不能完全相同了。因為一國之內,人民的一切幸福,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,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,如果政治不良,在國家裏頭,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。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,一年之內,損失十二萬萬元,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,經濟不能發達,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。在這種損失裏頭,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有五萬萬元,這五萬萬元的貨,都是工人生產的,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,才受這種損失。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,中國工人所得的工價,是世界中最便宜的,所做的勞動,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,一天能夠做十多點鐘工,中國的工價既是最便宜,工人的勞動又是最勤苦,和外國工業競爭,照道理講,當然可以操勝算。為什麼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,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?為什麼我們由於工業的關係,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?此中最大的原因,就是中國政治不良,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。如果政府有了能力,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。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,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元的麵包。中國政府有能力,怎麼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?如果政府有能力,便可以增加關稅,關稅加重,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,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,由此全國的工人,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。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上的標題講,工人不問政治,既然不問政治,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,抵制洋貨,提倡土貨,不抵制洋貨,提倡土貨,中國就不製造土貨,不製造土貨,工人便沒有工做,工人連工都沒有做,那裏還有麵包呢?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,總是開口便錯。這樣的工人團體,斷不能發達,不久必歸消滅,因其太無知識了。殊不知道麵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,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,總是有連帶關係,如果不問政治,怎麼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麵包問題來要求麵包呢?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,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。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,要主張爭民權,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,就是爭到了平等,也不過是一時,不久便要消滅的。我們革命,主張民權,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,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。如果平等有時是好,當然是採用,如果不好,一定要除去。像這樣做去,才可以發達民權,才是善用平等。

 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,說世界人類得之天賦的才能,約可分為三種:一是先知先覺的;二是後知後覺的;三是不知不覺的。先知先覺的是發明家,後知後覺的是宣傳家,不知不覺的是實行家。這三種人互相為用,協力進行,然後人類的文明進步,才能夠一日千里。

  天之生人,雖然有聰明才力的三種不平等,但是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,這是道德上之最高目的,人類應該要努力進行的。要達到這個最高的道德目的,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?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,便可以明白了。人類的思想,可說一種是利己的,一種是利人的。重於利己的人,每每出於害人,也有所可借。由於這種思想發達,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,就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,漸漸積成專制階級,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,這是民權革命以前的世界。重於利人的人,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,每每至到犧牲自己,亦樂而為之,這種思想發達,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,就專用彼之才能,以謀他人的幸福,漸漸積成博愛的宗教和諸慈善事業。不過宗教之力,有時而窮,慈善之事,有時不濟,就不得不為根本上的解決,來實行革命,推翻專制,主張民權,以平人事之不平了。從此以後,要調和這三種人,使之平等,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,不當以奪取為目的。聰明才力愈大的人,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,造千萬之福,聰明才力略小的人,當盡其能力而服十百人之務,造十百人之福,所謂「巧者拙之奴」,就是這個道理。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,也應該盡一己之能力,以服一人之務,造一人之福。照這樣做去,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,有三種不平等,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,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,這就是平等的精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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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權主義 第四講

  照前幾次所講,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,已經有了兩三百年,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,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?今天的題目,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百年之中,所爭得民權之多少,和他們的民權,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步。

 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,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,是從書本和報紙中得來的。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,一定是很贊成民權那一方面的,大家平日研究民權,自然都是從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,照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,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,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麼蓬蓬勃勃。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,當然受他們的鼓動,發生民權的思想,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年,每次都是得到最後勝利。照這樣看起來,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,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。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,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,發達民權,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像歐美那一樣發達,便算是我們爭民權已達到目的了,以為民權,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,國家便算是很文明,民族便算是很進步。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,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。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,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,像美國法國,革命過了一百多年,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?照主張民權的人看,他們所得的民權,還是很少。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,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,所以犧牲一切生命財產,大家同心協力,一笑拚命去爭。到了勝利的時候,他們所爭到的民權,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,兩相比較起來,還是差得很多,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。

 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,是一個什麼情形。那個戰爭,打過了八年仗,才得到最後的勝利,才達到民權的目的。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,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,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。當時美國革命,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,但是爭了八年,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。為什麼爭了八年之久,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?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,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,才主張獨立,和英國戰爭,所以那個戰爭,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。戰爭的結果,本是民權勝利,照道理講,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。為什麼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?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,雖然打破了君權,但是主張民權的人,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,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麼程度?由於研究這種問題,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,因為見解不同,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,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。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,還有許多英雄豪傑,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1[今譯漢密爾頓,下同。],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2[今譯傑斐遜,下同。]。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,因為見解各有不同,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,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。

  遮氏一派,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。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,由人民自由使用,人民必有分寸,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,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。遮氏這種言論,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。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,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,反誤用民權去作惡,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,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。總而言之,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,人人便應該有政權;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,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,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,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;大家負起責任來,把國家治好,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。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。

 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,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。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,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,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。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,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,無論國家的什麼道德、法律、正義、秩序都不去理會。弄到結果,不是一國三公,變成暴民政治;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,成為無政府。像這樣實行民權,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,反要搗亂國家,令國家退步。所以哈氏主張,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,要給予政府;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,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。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,人人都拿去作惡,那種作惡的影響對於國家,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。因為皇帝作惡,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,一般人若得到了無限制的民權,大家都去作惡,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。故哈美爾頓說:「從前的君權要限制,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。」由此創立一派,叫做「聯邦派」,主張中央集權,不主張地方分權。

 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,本有十三邦,都歸英國統轄,自己不能統一。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,不能忍受,去反抗英國,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,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。到戰勝了英國以後,各邦還是很分裂,還是不能統一。在革命的時候,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。在那三百萬人中,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,還有一百萬仍是贊成英國皇帝的。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,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,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。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,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,才能夠完全戰勝。到了戰勝以後,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,便逃到北方,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1[今譯聖勞倫斯河(SaintLawrenceR.)。],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,至今仍為英國屬地,忠於英國。美國獨立之後,國內便沒有敵人。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,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,各不相下,大家不能統一,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,將來還是很容易被歐洲吞滅,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。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,要國家永遠圖生存,便不得不加大國力;要加大國力,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,建設一個大國家。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,有主張專行民權的,有主張專行國權的。頭一派的主張,就是地方分權。後一派的主張,就是中央集權,限制民權,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,集中於中央政府,又可以說是「聯邦派」。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,爭了很久,並且是很激烈。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「聯邦派」佔勝利,於是各邦聯合起來,成立一個合眾國,公佈聯邦的憲法。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,都是用這種憲法。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,把立法權、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,彼此不相侵犯。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。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。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,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。這個憲法,我們叫做《美國聯邦憲法》。美國自結合聯邦、成立憲法以後,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;經過歐戰以後,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。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,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,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。

  十多年來,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,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,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。以為中國所希望的,不過是在國家富強;美國之所以富強,是由於聯邦,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,便應該聯省;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,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、分邦自治,我們要學美國的聯邦制度變成聯省,根本上便應該各省自定憲法,分省自治;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,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。質而言之,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,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,然後再來聯合起來。這種見解和思想,真是謬誤到極點,可謂人云亦云,習而不察。像這樣只看見美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,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,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,不說要爭民權,只說要爭自由平等,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,都是一樣的盲從!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!

 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,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,各邦聯合,便能自治,便能富強;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,也應該可以自治,可以富強。殊不知道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。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麼要聯邦呢?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,不相統屬,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。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?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,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,一共是二十二省;此外還有熱河、綏遠、青海許多特別區域,及蒙古、西藏各屬地。這些地方,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,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。推到明朝時候,各省也很統一。再推到元朝時候,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,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。推到宋朝時候,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;到了南渡以後,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。更向上推到唐朝、漢朝,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。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,不是分裂的,不是不能統屬的;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,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。美國之所以富強,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,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。所以美國的富強,是各邦統一的結果,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。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,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。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,是暫時的亂象,是由於武人的割據。這種割據,我們要剷除他,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,為武人割據作護符。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,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。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,那便是倒果為因。

 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麼要來共管呢?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?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、所貢獻的主張,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,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,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,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。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,要把「聯邦」二個字用得是恰當,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,或者中國和安南、緬甸、印度、波斯、阿富汗都聯合起來。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,此刻要亞洲富強,可以抵抗歐洲,要聯成一個大邦,那才可以說得通。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,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,已經是聯屬的。我們推翻清朝,承繼清朝的領土,才有今日的共和國,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?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,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。像唐繼堯割據雲南、趙恆惕割據湖南、陸榮廷割據廣西、陳炯明割據廣東,這種割據式的聯省,是軍閥的聯省,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;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,是有利於個人的,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。

 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,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,實在是非常的困難。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。後來製成聯邦憲法,付之各邦自由投票,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,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。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,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,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。把全國的大政權,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,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;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,便屬於地方政府。比方幣制,應該中央政府辦理,地方政府不能過問。像外交,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,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。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,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。至於極複雜的事業,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,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。這種劃分,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。

 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,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?當時所得的民權,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。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,只是限於選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;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,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,由人民選出選舉人,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。後來民權逐漸發達,進步到了今日,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,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,這就叫做普通選舉。所以美國的選舉權,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。但是這種普通選舉,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,至於女子,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。歐美近二十年以來,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。大家都知道,當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,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。所持的理由,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,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,所以很多人反對。不但是男人很反對,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,就是全國的女人都爭得很激烈,還料不到可以成功。到了七八年以前,英國女子才爭成功,後來美國也爭成功。這個成功的緣故,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,效力戰場,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。像兵工廠內的職員、散工,街上電車內的司機、賣票,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,男子不敷分配,都是靠女子去補充。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,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,到了那個時候便無法證明,便不敢反對,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佔勝利。所以歐戰之後,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。

  由此便知,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,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;戰爭成功之後,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,一派是主張應該實行充分的民權,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,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。後來發生許多事實,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是沒有知識、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。譬如遮化臣爭民權,他的門徒也爭民權,弄到結果,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,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不知道運用政權。由於這個緣故,歐美革命有了兩三百多年,向來的標題都是爭民權,所爭得的結果,只得到男女選舉權。

 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,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。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,像盧梭那些人,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,君主不能侵奪。由於盧梭的學說,便發生法國革命。法國革命以後,就實行民權。於是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,在法國不能立足,便逃亡到外國。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頭一次的試驗,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、沒有能力,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,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,馬上就要上斷頭台。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,弄到無政府,社會上極為恐慌,人人朝不保夕。就是真革命黨,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,和大眾的意見不對,便要受死刑。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,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,就是平時很熱心的革命志士,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,因為一言不合,被人民殺了的也是很不少。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,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,來反對民權,擁護拿破侖做皇帝,因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。這種障礙,不是由君權發生的。在一百年以前,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,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。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,照道理推測,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,為什麼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,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?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?一種原因,是由於贊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,主張民權要有一定的限制。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,不主張充分民權。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,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。最為民權障礙的人,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。像法國革命時候,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,便不要領袖,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,只剩得一班暴徒。那般暴徒,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,又很容易被人利用。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,所以發生一件事,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,只要有人鼓動,便一致去盲從附和。像這樣的現象,是很危險的。所以後來人民都覺悟起來,便不敢再主張民權。由於這種反動力,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,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。

  歐洲自法國以外,像丹麥、荷蘭、葡萄牙、西班牙那些小國,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。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,得到君權的反抗,還是不能消滅;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,也是自然發達,不能阻止。那是什麼原故呢?因為大勢所趨,潮流所至,沒有方法可以阻止。由於這個道理,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,去看風行事。譬如英國從前革命,殺了皇帝,不到十年再復辟起來,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,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,不能反抗,那些皇室貴族便不和民權去反抗,要和他去調和。講到民權的起源,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。英國自復辟之後,推翻了民權,便成貴族執政,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,別界人都不能講話;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,在貴族之外,才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;到了歐戰以後,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。至於英國對待屬地,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,順應民權的潮流。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,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,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,便不去壓迫,反主退讓,准愛爾蘭獨立。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,就是對於外部,像對付埃及,也是退讓。埃及當歐戰時候,為英國是很出力的。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,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,准他們以後獨立。到歐戰之後,英國食言,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。埃及便要求獨立,履行前約,風潮擴大,英國也是退讓,許埃及獨立。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,英國也是一概允許。至於現在英國國內,容納工黨組織內閣,工人執政,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,民權的進步。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,能夠順應潮流,不逆反潮流,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,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。

 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、法國革命之後,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。但是根本講起來,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。德國的人心向來富於民權思想,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,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在德國。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,但到歐戰以前,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、英國。這個理由,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,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。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麼手段呢?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?許多學者研究,都說是由於丕士麥1[今譯俾斯麥,下同。]。

 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、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。在三四十年前,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。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。所以在三四十年前,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。德國當時之所以強,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。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,德國是一個什麼景象呢?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,那二十幾個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,但是各自為政,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,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,人民更是窮苦不堪。後來丕士麥出來,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,聯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幾邦,造成一個大聯邦,才有後來的大富強。在十年以前,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,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,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。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,也應該學德國、美國的聯邦。殊不知德國在三四十年前,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,因丕士麥執政以後,拿普魯士做基礎,整軍經武,刷新內政,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,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。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,法國、奧國都極力反對。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,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族,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,故不願德國聯邦,再比奧國還要強盛。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,發奮圖強,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,一戰便打敗奧國。德國戰勝了以後,本來可以消滅奧國,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,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,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。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,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、法國,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,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。奧國在新敗之餘,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,便很感激他。從此只有六年,到一千八百七十年,德國便去打法國,打破拿破侖第三,佔領巴黎。到講和的時候,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1[今譯阿爾薩斯。]2[今譯洛林。]。從這兩次大戰以後,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,成立一個統一國家。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,到歐戰以前,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,執歐洲的牛耳;歐洲各國的事,都惟德國馬首是瞻。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,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。

 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,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,有了那種大功業,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很發達,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。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,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、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,就是對於民權風潮,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。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,在德法戰爭以後,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,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。在那個時候,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,另外發生一種什麼東西呢?就是社會主義。這種主義,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。人民得了這種主義,便不熱心去爭民權,要去爭經濟權。這種戰爭,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。工人的團體在德國發達最早,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。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,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會主義家叫做馬克思,他就是德國人。<從前俄國革命>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,俄國的老革命黨都是馬克思的信徒。德國的社會主義,在那個時候便非常之發達。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,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,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。歐洲有了民權思想,便發生民權的革命;為什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社會主義,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?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,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。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,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。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,工人的團體很鞏固,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,便是徒勞無功。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,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?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,實行經濟革命,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,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,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。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,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,如果沒有這種實業,什麼實業都不能夠發達。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成以前,直隸、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,後來那條鐵路築成功了,沿鐵路一帶便變成很富饒的地方。又像京漢鐵路沒有築成以前,直隸、湖北、河南那幾省也是很荒涼的,後來因為得了京漢鐵路交通的利便,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。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,英國、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,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,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,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。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,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,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,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;對於工人方面,又定了作工的時間,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。這些事業,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,要拿出去實行的;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,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,更用國家經營鐵路、銀行和各種大實業,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,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。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,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,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,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。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,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,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。用這種防止的方法,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。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,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。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。

 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:第一次是美國革命,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兩派,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,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,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,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。第二次是法國革命,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,拿去濫用,變成了暴民政治,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。第三次是丕士麥,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,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。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。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,還是不期然而然,自然去發達,非人力所能阻止,也非人力所能助長。民權到了今日,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。世界上的學者,無論是守舊派,或者是革新派,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。不過在發達的時候,民權的流弊還是免不了的,像從前講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樣。總而言之,歐美從前爭平等自由,所得的結果是民權;民權發達了之後,便生出許多流弊。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,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,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。君權推倒了之後,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;後來實行民權,又生出許多流弊,更為民權的障礙。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,知道不能壓止,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,實行國家社會主義,這也是民權的障礙。歐戰以後,俄國、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,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,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,更不容易解決。

 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,自美國革命之後,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,是選舉權。當時,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,如果人民不論貴賤、不論貧富、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,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。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,又究竟是怎麼樣呢?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,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,不能阻止。近來瑞士的人民,除了選舉權以外,還有創製權和復決權。人民對於官吏有權可以選舉,對於法律也應該有權可以創造、修改。創製權和復決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。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,以為很方便的,便可以創製,這便是創製權;以為很不方便的,便可以修改,修改便是復決權。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,一共有三種民權,不只一種民權。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闢地方的人民,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,那種民權是罷官權。在美洲各邦之中,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,但有許多邦已經實行過了。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:一種是選舉權,二種是罷官權,三種是創製權,四種是復決權。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,將來或者可以推廣到全美國,或者全世界。將來世界各國要有充分的民權,一定要學美國的那四種民權。由此四種民權實行下去,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?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,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來解決,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,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。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。君權經過了幾千年,現在此刻各國的君權,像英國、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,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。這些直接的民權,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,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。

 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,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?得到了多少民權呢?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,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。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,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。凡是國家的大事,都要由議會通過,才能執行;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,便不能行。這種政體叫做「代議政體」,所謂「議會政治」。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,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?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,歐美人民爭民權,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。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,能夠學到日本或者學到歐美,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。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、歐美一樣,可不可以算是止境,還要聽下文分解。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,便算是心滿意足。我們中國革命以後,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?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麼樣呢?大家都知道,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「豬仔議員」,有錢就賣身,分贓貪利,為全國人民所不齒。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,不過傳到中國,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。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,不想挽救,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,讓他們去亂作亂為,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。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,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,那是不足信的。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,後來實行又經過了許多挫折,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,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代議政體。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。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,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,是「人民獨裁」的政體。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?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,不能判斷其究竟,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,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。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,所主張的民權,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。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,不是要學歐美,步他們的後塵;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,把中國改造成一個「全民政治」的民國,要駕乎歐美之上。我們要達到這種大目的,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。

  今天所講的大意,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,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。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,發生了許多流弊。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,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1[此處原有一「的」字,當為衍文,已刪。]。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,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。我們不能解決,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;如果能夠解決,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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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權主義 第五講

 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。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,改良政治,都是倣傚歐美。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?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,一日千里,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。

 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,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,要比中國進步得多。中國的武器,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,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。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,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,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,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,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。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,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,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,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,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。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,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,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。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,在楊村一戰,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,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,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。當時戰鬥的情形,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,只有大刀;所圍住的聯軍,有很精利的槍炮。在義和團一方面,可說是肉體相搏。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,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。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,血肉橫飛,但是還不畏懼,還不退卻,總是前仆後繼,死死的把聯軍圍住。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,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,便要退回天津等候,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,才能夠到達北京,解各國公使館的圍。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,西摩有幾句批評說: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,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,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。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,總是用大刀、肉體和聯軍相搏,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,傷亡枕籍,還是前仆後繼,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,真是令人驚奇佩服。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,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,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。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,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。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,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,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。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,就武器一項效力,自然是很明顯的。至於除了武器之外,像交通上的鐵路、電報,也要比中國的挑#、驛站好得多。我們要轉運東西,火車當然是快過挑#、便利過挑#;要通消息,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、靈通過驛站。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,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,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。

  所以,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,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,便知道要中國強盛,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,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。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,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。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,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,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。由於要崇拜外國、倣傚外國,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;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、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,我們也想拿來實行。十三年前革命,倣傚外國改革政治,成立民主政體,目的是在取法乎上,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。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。在義和團以前,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,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,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;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,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,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,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。以後因為失敗,又反過來信仰外國。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,都是要倣傚外國。由此可見,中國從前是守舊,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,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;後來失敗,便不守舊,要去維新,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,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。因為信仰外國,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,事事都是倣傚外國;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,我們便要去學,便要拿來實行。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。革命以後舉國如狂,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,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,也不去根本研究。

 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,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麼結果,詳細的說明。由於那幾次的研究,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,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。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,要倣傚外國,便要倣傚外國的辦法。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,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。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、解決民權問題,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,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。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,不足為我們的師導。

  自義和團以後,一般中國人的思想,時時刻刻、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。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?比方用武器講,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,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?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,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。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,就是其他各種東西,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。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,外國駕乎中國,那是不可諱言的。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?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,又是那一種最快呢?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。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,專就兵學講,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,隨時改良,所謂日新月異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,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?那是沒有的。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,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,到了今日也是無用。外國的武器和戰術,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。換句話講,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,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。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,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。現在外國的戰鬥艦,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,能夠值這些錢的船,才叫做一隻兵船。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;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。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,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,至今已成廢物。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,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,每十年一次變動,每十年一次革命,每十年一翻新。現在我們所用的槍,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;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,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。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、件件翻新,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、時時發明。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,真是日新月異,一天比一天的不同。至於在政治上,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?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,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,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,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,他所著的《共和政體》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1[今譯《理想國》。],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;不像兵船操典,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。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,每十年一變動,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,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。至於政治理論,在二千年以前,柏拉圖所寫的《共和政體》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,還是很有用處。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,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。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,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。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,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,那便是大錯。

 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,我們要學他,便很不容易趕上。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,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,速度是很慢的。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,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,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。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,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。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,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,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,大家要去反抗,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,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。我們要學外國,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。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,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。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,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,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;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,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,大家便聽其自然,順著潮流去做罷了。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,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,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。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,預先沒有根本辦法,前後沒有想過,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,遇了許多障礙。中國革命以後,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,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,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,所以也有代議政體。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,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;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,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,污穢腐敗,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。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。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,不但是學不好,反且學壞了!

  照前幾回所講,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,所以我們提倡民權,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。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,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?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,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。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,恢復專制,去圖復辟,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。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,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,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,順應世界潮流,去實行民權,走政治的正軌。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,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。什麼是叫做政治呢?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,政是眾人的事,治是管理眾人的事。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,和歐美的大不相同。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,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,不能完全倣傚歐美,照樣去做,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。歐美的機器,我們只要是學到了,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。譬如電燈,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,都可以裝設,都可以使用。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,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,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,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,那便是大錯。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,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,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。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,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。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,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,至今尚未有大發明。此所以有別也,是以管理物的方法,可以學歐美;管理人的方法,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。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,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,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,我們可以完全倣傚,可以盲從,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。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,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,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,改革政治,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,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。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,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。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,我們有我們的社會,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。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,迎合世界潮流做去,社會才可以改良,國家才可以進步;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,迎合世界潮流去做,國家便要退化,民族便受危險。我們要中國進步、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,自己來實行民權,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。

 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?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,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,但是要借鑒於歐美,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。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、根本解決,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,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,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,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。那些經驗和學理,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。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、學理,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,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。

 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,得到了許多新學理,那是些什麼學理呢?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,有一位美國學者說:「現在講民權的國家,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,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;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,完全歸人民使用,為人民謀幸福。」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。但所怕、所欲,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。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,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。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?變成了萬能政府,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?在民權發達的國家,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;民權不發達的國家,政府多是有能的。像前次所講,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,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。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,的確是萬能政府。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,本是要反對民權的,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。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,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。

 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:「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,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。這個理由,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,人民不能管理,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,不許政府有能力,不許政府是萬能。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,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。想解決這個問題,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。」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,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,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,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,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,政府毫不能夠做事。到了政府不能做事,國家雖然是有政府,便和無政府一樣。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,要想挽救,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。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?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?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,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?我們研究歷史,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;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,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,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,替人民來謀幸福。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,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,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,人民便可以得安樂,便可以享幸福,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。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,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,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,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,雖美亦不足稱。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,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,無論如何良善,皆不滿意。如果持這種態度,長此以往,不想辦法來改變,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。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,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?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,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,至今還沒有想出。

 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,對於這個問題,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。我的解決方法,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。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。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,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。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,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。這是什麼辦法呢?就是「權」與「能」要分別的道理。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,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。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?要講清楚這個分別,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。

 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,是何所根據呢?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。照我的分別,應該有三種人: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。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,凡見一件事,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;聽一句話,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。有了這種才力的人,才是先知先覺。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,做了許多事業,世界才有進步,人類才有文明。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,是人類中的發明家。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。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,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,只能夠跟隨摹仿,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,他便可以學到。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。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,凡事雖有人指教他,他也不能知,只能去行。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,第一種人是發明家,第二種人是宣傳家,第三種人是實行家。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,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,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。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,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,先要有一個工程師,把想做的洋樓,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;等到通盤計算好了,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,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;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,才叫工人搬運材料,照那個圖樣去做。做洋樓的工人,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,只有照工頭的吩咐,聽工頭的指揮,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,某處加一片瓦,做那種最簡單的事。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,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,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。所以繪圖的工程師,是先知先覺;看圖的工頭,是後知後覺;砌磚蓋瓦的工人,是不知不覺。現在各城市的洋樓,都是靠工人、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。就是世界上的大事,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。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,都是不知不覺,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,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。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,便沒有發起人;如果沒有後知後覺,便沒有贊成人;如果沒有不知不覺,便沒有實行的人。世界上的事業,真是先要發起人,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,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,才能夠做成功。所以世界上的進步,都是靠這三種人,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。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、改革政治,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,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,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,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。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,是人造成的。我們應該造成民權,交到人民,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。

 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,和我談天,談了頗久之後,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:「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?能不能夠成功呢?」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。我又問他說:「日本在高麗的官吏,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?」他說:「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,究竟是怎麼樣。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,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。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,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。」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,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,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,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。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,就是再過幾千年,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。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,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,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,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。

 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,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,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,如果倣傚歐美,一定是辦不通的。歐美既無從倣傚,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。這個新方法,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,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。但要改變態度,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。權與能要怎麼樣分開呢?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,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,重提起來再說。第一件,什麼是叫做民權呢?簡單的說,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。詳細推究起來,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?中國有兩句古語說:「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」;又說「庶人不議」。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,不關人民的事。今日我們主張民權,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。那麼,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?中國自革命以後,成立民權政體,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,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「民主政治」。換句話說,在共和政體之下,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。

 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,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,只有堯舜禹湯文武;其餘的那些皇帝,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,為人民謀幸福的。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,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,上無愧於天,下無作於民。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,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,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: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,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,為人民謀幸福;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,所謂「仁民愛物」,「視民如傷」,「愛民若子」,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。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,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,完全達到目的。中國幾千年來,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,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,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。歷代的皇帝,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、很好的道德,其餘都是沒有本領、沒有道德的多。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、沒有道德,但是很有權力的。

 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,尤其是《三國演義》,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。我們可以拿《三國演義》來證明。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,很有能幹的。他所輔的主,先是劉備,後是阿斗。阿斗是很庸愚的,沒有一點能幹。因為這個原因,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,便向諸葛亮說:「可輔則輔之,不可輔則取而代之。」劉備死了以後,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,阿斗雖然沒有用,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,所謂「鞠躬盡瘁,死而後已」。由這樣看來,在君權時代,君主雖然沒有能幹,但是很有權力,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。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,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。阿斗雖然沒有能,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;諸葛亮很有能,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,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,和吳魏鼎足而三。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,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。專制時代,父兄做皇帝,子弟承父兄之業,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,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。現在成立共和政體,以民為主,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?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,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,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。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,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;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,就是這四萬萬人。大家想想,現在的四萬萬人,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?照我看起來,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。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,人人都是很有權的。阿斗本是無能的,但是諸葛亮有能,所以劉備死了以後,西蜀還能夠治理。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,瑞士學者要挽救這種流弊,主張人民改變態度,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。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,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?他們還沒有發明。我現在所發明的,是要權與能分開,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。如果權與能不分開,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。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,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,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。所以諸葛亮上「出師表」,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:宮中的事,阿斗可以去做;府中的事,阿斗自己不能去做。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?就是政府的事。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,就是把權和能分開。所以我們治理國家,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。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?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,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。

 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,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?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。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,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,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。在中國的四萬萬人,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。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,成立共和政體,表面上固然是解放,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,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。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,想要打破他,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,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。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,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。換句話說,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,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,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。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,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。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,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,才可以看破。

 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,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,他們都是公天下,不是家天下。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,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。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,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,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。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,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,人民都是聚族而居,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。在那個時候,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,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。當時保護的任務,就是在有能力去打;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,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。當時人同獸打,沒有武器,都是靠赤手空拳,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,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,大家便奉他做皇帝。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,中國還有例外。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,教人火食,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,復可製出種種美味,適於口腹之慾,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。鑽木取火,教人火食,是什麼人的事?就是廚子的事。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、教人火食便做皇帝,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。神農嘗百草,發明了許多藥性,可以治疾病,可以起死回生,便是一件很奇怪、很有功勞的事,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。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?就是醫生的事。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,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。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,那就是裁縫做皇帝;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,那就是木匠做皇帝。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,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,凡是有大能幹、有新發明、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,都可以做皇帝,都可以組織政府。像廚子、醫生、裁縫、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,都是做過了皇帝的。

 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,叫做丁韙良,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,遇到了一個農夫,和農夫談起話來。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:「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?」丁韙良反問農夫說:「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?」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:「能做這種東西的人,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。」那個農夫的思想,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,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,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。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,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。中國自堯舜以後,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,都要家天下,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。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,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,人民能夠自由投票,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,同時又有堯舜復生,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?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。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,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,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。

 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,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,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,非常的怕他,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,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,也是一齊要排斥。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,人民有了大權,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。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,那還不容易嗎?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,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?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呢?阿斗見到了這一層,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託到諸葛亮,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,南征是由他,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。我們現在行民權,四萬萬人都是皇帝,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,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,做國家的大事業。歐美現在實行民權,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,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。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,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,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。人民分開了權與能,才不致反對政府,政府才可以望發展。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,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。如果政府是好的,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,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;如果政府是不好的,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,罷免他們,收回國家的大權。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,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,至今還不能解決。

 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,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。在古時能打的人,大家便奉他做皇帝。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,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,在各省鏟了地皮、發了大財之後,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,因為怕有人去打他、和他要錢,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。照古時的道理講,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,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,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。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,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。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,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。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,只把他當作奴隸。那種奴隸有了槍,雖然是很有能力,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,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。像這樣講,古時的皇帝,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;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,就是古時的皇帝。再進一層說,保護人民的皇帝,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,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?

 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、開辦工廠,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,去管理工廠。此總辦是專門家,就是有能的人,股東就是有權的人。工廠內的事,只有總辦能夠講話,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。現在民國的人民,便是股東;民國的總統,便是總辦。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,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。如果有了這種態度,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,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,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。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,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,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。因為這個原因,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,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,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,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,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。從前日本維新,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。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,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,結合聯邦,勵精圖治,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。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,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,一日千里。推究此中原因,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。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,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。

 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,都要用專門家。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,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,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。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,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。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,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,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,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。像最新發明,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,是街上的汽車。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,沒有駕駛的車伕,沒有修理的工匠。我從前有一個朋友,買了一架汽車,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,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,那是很麻煩的,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。到了現在,有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,有汽車的主人,只要出錢雇他們來,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,替自己來修理。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,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,沒有他們,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,便不能修理。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,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。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,沒有相當的專門家,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,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、自己去駕駛不可。到了現在,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,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,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、自己去修理,正所謂自尋煩惱,自找痛苦。就這個比喻,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而無權的,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,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。民國的大事,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國民是主人,就是有權的人,政府是專門家,就是有能的人。由於這個理由,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,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、是各部總長,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。只要他們是有本領,忠心為國家做事,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,不限制他們的行動,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,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,進步才是很快。如果不然,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,或者是請了專門家,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,不許他們自由行動,國家還是難望進步,進步還是很慢。

  要明白這個道理,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,可以引來證明。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,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,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。到了那一天,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,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。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,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,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。我便著急起來,找著汽車伕,慌忙的問他說:「在十五分鐘之內,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?」那個車伕答應說:「一定可以趕到。」我便坐上車,由車伕自由去駕駛,向目的地出發。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,由法國租界到虹口,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,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,才是捷徑。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,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,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,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,才抵東山。當時汽車走得飛快,聲音很大,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,心裡便很奇怪,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,以為車伕和我搗亂,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。此時的情形,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,要做非常的事,國民不知道,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。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走,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,我的忿氣才平,便問那個車伕說:「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?」那個車伕答應說:「如果走直路,便要經過大馬路,大馬路的電車、汽車、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,是很不容易走通的。」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,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。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,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,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,雖然走彎一點,多走幾里路,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,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。他的這樣打算,是從時間上著想。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,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、空間去打算,不過他是專門家,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,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,就是多走彎路,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。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,由他自由去走,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。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,不掣他的肘,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,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,可以趕到。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,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,我便發生誤會,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。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,對於政府的態度,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,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。能夠有這樣的眼光,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。

 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,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,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。我們實行民權,便不要學歐美,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。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,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。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,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。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,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,引他們上軌道去走,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,不蹈歐美的覆轍。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,應該要改變,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,他們還沒有想到。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,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。講到國家的政治,根本上要人民有權;至於管理政府的人,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。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、總長,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,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,或者是弄飯的廚子,或者是診病的醫生,或者是做屋的木匠,或者是做衣的裁縫,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,都是可以的。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,國家才有辦法,才能夠進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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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權主義 第六講

 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,都說政府是機器,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。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,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「機關」。這個機關的意思,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。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,是機會的意思,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,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。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,現在說是行政機關、財政機關、軍事機關、教育機關。這種種機關的意思,和日本人所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,沒有絲毫分別。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,好比說機關鎗就是機器槍一樣。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,是一樣的意思。因為機關和機器的意思相同,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。至於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,有什麼分別呢?製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,譬如用木料、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,便做成製造機器。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,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,不是靠物去活動。所以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大大的分別。最要緊的分別,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能力去發動的,製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。

 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,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,文明是很進步的。分析起來說,他們的物質文明,像製造機器那些東西的進步,是很快的。至於人為機器,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,是很慢的。這個理由,是在什麼地方呢?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,試驗之後,不好的易於放棄,不備的易於改良。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,試驗之後,很不容易改良。假若是要改良,除非起革命不可。如果不然,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,變成廢鐵,那是做不來的。因為這個理由,所以歐美的製造機器進步很快,行政機器進步很慢。譬如民權風潮,在歐美發生了之後,各國都想實行民權。最早的是美國,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,開國時所行的民權,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。現在所用的憲法,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。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,根本上沒有大更改,至今還是應用他。至於大多數的製造機器,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。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,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?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,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,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。因為每過十年,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,很多的新改良,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。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,至今還是應用他。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,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,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。因為習慣太久,陳陳相因,如果不想革命,要在平時去改造,把舊組織完全廢棄,那是做不到的。由於這個道理,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,進步是很快的;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,進步是很慢的。

 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,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。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呢?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,沒有精良去試驗。說到物質的機器,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,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,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。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時代,是什麼情形呢?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,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。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,在最初發明的時候,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,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之動力。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,像火車輪船,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。那個動力的來源,是把水盛在鍋內,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,把水燒到沸騰,變成蒸汽,到了水變成蒸汽之後,便有很大的膨脹力,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,這個機器箱,中國話叫做「活塞」,外國話叫做「比士頓」1[英文 piston的譯音。]。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,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。機器之所以發動,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,由蒸汽之膨脹力,便推動活塞,令活塞前進。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,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,再把活塞推回。由是蒸汽推動活塞,來往不息,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。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,現在用油,叫做瓦斯油,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,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。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,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,都是一樣的道理。由於活塞的運動,往返不已,便旋轉機器。我們要想用來做什麼工作,便可以做什麼工作。譬如行船拉車,就是走路的機器,一天可以走幾千里;就是運輸的機器,要運多少貨物,便可以載多少貨物。到現在看起來,是妙極了的東西。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,是什麼情形呢?最初發明的活塞,構造極簡單,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,把活塞推過去,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,把活塞推回來。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,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,再沒有回頭的方向。因為這個原因,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。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,每用一架機器,便要用一個小孩子站在機器的旁邊,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,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來,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。所以一往一返,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。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,不要人幫助,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!後來是怎麼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?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麼情形呢?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,毫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活塞拉回來。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,所用的機器力,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,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,只有十多架機器。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,有了十多架機器,便要用十幾個小孩子。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,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,便覺得很無趣味,很覺得討厭。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,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,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。工頭一離開了工廠,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,便去玩耍。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,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,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,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的上面,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,又可以自動的拉回來。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拉他,便可以自動的來回,運轉不已。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,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。那些全體的小孩子,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,機器都可以自動,所以大家都去玩耍,不管機器的工作。等到工頭回廠之後,看見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,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,便驚訝起來說:「為什麼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,機器還能夠自動的來往,繼續作工呢?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麼把戲呢?這真是奇怪的很呀!」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很奇怪,便去考察機器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,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。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,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,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。

  民權政治的機器,至今有了一百多年,沒有改變。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,各國所行的民權,只有一個選舉權。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,沒有兩個發動力。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,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,這好像始初的發動機一樣。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,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,藉機器本體的力量,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;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,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。因為這個原因,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,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。從有了選舉權以後,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。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,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。像這種情形,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。因為這種機器不完全,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,還沒有大進步。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,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?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,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。

 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,機器裡頭各部的權和能,是分得很清楚的。那一部是做工,那一部是發動,都有一定的界限。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,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,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,所發出來的力量有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,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。那一個管理的人,要全船怎麼樣開動,便立刻開動;要全船怎麼樣停止,便立刻停止。現在機器的進步,到了這種妙境。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,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,便不敢用他。因為馬力太大,便沒有人能夠管理。通常說機器的大小,都是用馬力做標準。一匹馬力是多少呢?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〔攏〕起來,便是一匹馬力。如果說一萬匹馬力,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。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,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。像這樣大力的機器,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。在尋常的機器,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,若是那麼樣大力的機器,管理的方法不完全,那麼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,便不能收拾,所謂能發不能收。因為這個理由,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,常常自己打死自己。由於這種結果,在機器界打死的發明家,世界歷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。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「化蘭京士丁」1[英文Frankenstein的譯音。這原是英國作家謝利(M.W.Shelley)小說中一個科學家的名字。],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。到了後來,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,天天進步,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,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,沒有一點危險。說到十萬匹馬力,便是有八十萬個人的力,二十萬匹馬力,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,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,是不是容易管理呢?現在軍隊的力量,到了一兩萬人便不容易管理。機器的力量,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,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。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,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。

 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,都以政府為機器,以法律為工具。此刻的民權時代,是以人民為動力。從前的君權時代,是以皇帝為動力,全國的動作是發源於皇帝。在那個時代,政府的力量越大,皇帝越顯尊嚴,有了強有力的政府,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。因為皇帝是發動機器的人,所以政府的力越大,皇帝高高在上,便可以為所欲為。譬如修內治、勤遠略,整軍經武,他要想做什麼,便可以做什麼。故在君權時代,政府的力越大,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。到了民權時代,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,為什麼人民不願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?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,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,要被政府來壓迫。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,所受的痛苦太多,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,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。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,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,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,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,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,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;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,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得回來的。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,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,人民才是敢用他。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,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。政府的動力固然是發源於人民,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,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,像那樣小力的政府,人民才是敢用他。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,人民不能夠管理,便不敢用他。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,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。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,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,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,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。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,一直到現在,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,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。至於政治的機器,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來改良,總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,不能拉回,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,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,民權沒有進步。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,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,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。所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,就是這個理由。

 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,權與能要分別清楚,用機器來做比喻,什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?機器的本體,就是有能力的東西。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,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,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。什麼是有權的人呢?管理機器的工程師,就是有權的人。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,只要工程師一動手,要機器開動,便立刻開動,要機器停止,便立刻停止。工程師管理機器,想要怎麼樣,便可以怎麼樣。好像輪船火車,一開機器,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很快,一停機器,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。所以機器是很有能的東西,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。人民管理政府,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,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。在民權極盛的時代,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,政府就是有大力,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,對於政府加以攻擊,便可以推翻,對於政府加以頌揚,便可以鞏固。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,政府過於專橫,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。不管人民是怎麼樣攻擊,怎麼樣頌揚,政府總是不理,總是不能發生效力。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,民權思想很發達,無論那一國的人民,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。

 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,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。這種民權思想,是由歐美傳進來的。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,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。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,一般革命志士都以為完全倣傚歐美,步歐美的後塵,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,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,便可以算是止境。當初的這種思想,並不是全錯。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,我們如果實行改革,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,能夠學到象歐美,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。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?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歐美的政治社會,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、法國的人民,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,還是想要再來革命。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,為什麼還要再來革命呢?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,那便是不對。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、法國一樣,法國、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,我們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。因為法國、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,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,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。像這樣講來,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,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,便以為心滿意足。我們步他們的後塵,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,還再要起革命嗎?若是再起革命,那麼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?

 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,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,所謂一勞永逸,免將來的後患。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?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?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,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。東方國家仿造鐵路最早的是日本,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,才知道要建築鐵路。所以中國仿造鐵路,是在日本之後。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,中國和日本的火車,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,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,車是很小的;中國的滬寧和京漢鐵路,那些鐵軌都是很寬的,車是很大的。為什麼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,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?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,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,若是中國建築鐵路,不照歐美的新發明,只學日本的舊東西,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?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,日本最初去學他,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。我們現在建築鐵路,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?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,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,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。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,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。因為這個緣故,我們現在改良政治,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,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,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麼程度,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,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。

 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,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,還沒有徹底。因為不徹底,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。因為民權是新力量,政府是舊機器。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,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,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,是要分開權和能。人民是要有權的,機器是要有能的。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,要開動就開動,要停止就停止。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很完全的發明,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。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,無從學起,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。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,可不可以做得到呢?中國人從經過了義和團之後,完全失掉了自信力,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,不敢信仰自己。無論什麼事,以為要自己去做成、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,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,要倣傚歐美的辦法。至於在義和團之前,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。一般人的心理,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、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,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麼新發明都是可能的事。到了現在,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。殊不知歐美的文明,只在物質的一方面,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。專就物質文明的科學說,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。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有特長,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,還有許多都是盲然的。他們的物質科學,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,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,是我們夢想不到的。如果說政治學問,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,那便是沒有理由。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,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,政治也是進步。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,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,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,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,未必就有兼長。有一段很好的故事,可以引來證明一證明。

 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,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,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,是叫做紐頓1[令譯牛頓,下同。]。紐頓是什麼人呢?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。他在物理學中,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,最著名的是「萬有引力」。紐頓推出來的「萬有引力」,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,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。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,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。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,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?照我看起來,卻有大大的不然。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,可以證明紐頓做事,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。紐頓一生除了讀書、試驗之外,還有一種嗜好,他的嗜好是愛貓。他養了大小不同的兩個貓,出入總是跟著他。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,所以貓要怎樣行動,他便怎麼樣去侍候。譬如他在房內讀書、試驗,貓要出門,他便停止一切工作,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。如果貓要進到房內,他又停止一切工作,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。那兩個貓終日總是出出入入,弄到牛頓開門關門,是麻煩不堪的。所以有一天,牛頓便要想一個方法,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,不致擾亂他的工作,總是去開門關門。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麼方法呢?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,一個是很大的,一個是很小的。在紐頓的思想,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,便可以令大貓出入;在門上所開的小孔,便可以令小貓出入。像這種思想還是大科學家的聰明,這件事實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。照普通的常識講,開一個大孔,大貓可以出入,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,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,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?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,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,這是不是可笑呢?科學家做事,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?由此便可以證明,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,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,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。

 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,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,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,來回可以自動。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,還只有一面的動力,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,不能夠收回來。我們現在主張民權,來改造民國,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徹底。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,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倣傚,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。這種新辦法,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,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?要答覆這個問題,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,所謂妄自菲薄。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,我們歡迎這種潮流,來改造國家,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?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,從前政治的發達,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。中國在世界之中,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,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傚。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,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,才主張革命。此刻實行革命,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,改造成世界上最新、最進步的國家。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,實在是有這種資格。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,還是不能完全倣傚。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,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,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。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,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?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,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。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,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。根本辦法定了之後,去實行民權,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。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通,不能分開權與能,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擴充。我們的根本辦法已經想通了,更進一步,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。要分開政治的機器,先要明白政治的意義。

  我在第一講中,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,說:政是眾人之事,治是管理眾人之事。現在分開權與能,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。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,有管理機器的力量。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,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。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?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。政是眾人之事,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,便叫做政權;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。治是管理眾人之事,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,便叫做治權;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。所以政治之中,包含有兩個力量:一個是政權,一個是治權。這兩個力量,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,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。這是什麼意思呢?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,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,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。這種力量,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,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權。至於這樣大的輪船,或者是要前進,或者是要後退,或者是要向左右轉,或者是要停止,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,或者是要慢,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,用很完全的機器,才可以駕駛,才可以管理。有了很完全的駕駛、管理之力量,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,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,要怎麼停止便是怎麼樣停止。這種開動、停止的力量,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。這種力量,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,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。我們造新國家,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,船中所裝的機器,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,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,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,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。反過來說,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大,行船的速度當然是極快,所載的貨物當然是極多,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是極大。假設有一隻大輪船,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,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,來往廣州、上海一次,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。如果是另造一隻極大的輪船,其中裝一架新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,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,照比例算起來,那麼來往廣州、上海一次,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。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,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,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,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。我們的輪船,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輪船。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如果在國家之內,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,是沒有力的政府,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,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。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,是強有力的政府,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,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。假設在世界上的最大國家之內,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,那麼,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,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的政府?

  歐美到了今日,為什麼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,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?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,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,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。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,另外造一隻大馬力的新船,是很容易的事。至於國家,已經是根深蒂固,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,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,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說到我們中國人口,有了四萬萬,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;領土寬闊,物產豐富,都要在美國之上。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,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。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,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。但是現在的實情,不但是不能駕乎美國之上,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。此中原因,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,缺少人為的工夫,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。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,再加以人為的工夫,建設一個很完全、很有力的政府,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,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驅。

 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,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,怕政府的力量太大,不能夠管理。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,想造成的新國家,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。一個是政權,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,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。這個政權,便是民權。一個是治權,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,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。這個治權,便是政府權。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,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,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,不能夠管理。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,只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下的機器,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,管理的方法不周密,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,不敢管理。到了現在,機器很進步,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,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,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。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,要政治的機器進步,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,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,同時又要有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方法。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,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。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,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,分開權與能。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:一個是政府權,一個是人民權。像這樣的分開,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,把人民當作工程師。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,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。

 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,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,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來管理。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,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?因為電是和雷一樣,是很危險的東西,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,便打死人。因為這個緣故,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。因為所受犧牲太多,危險太大,所以發明了電光很久,還不敢拿來做燈用。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,只要一轉接電鈕,便可以開閉。這樣一轉手之勞,是很便利很安全的,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,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,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,都可以用手來轉他。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。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,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。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,是飛天的機器,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,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像從前廣東的馮如,他是什麼人呢?就是製造飛機的人,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。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,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,所以製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。最初做飛機師的人,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,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,不知道怎麼樣來用這種機器。所以飛到天空之中,常常跌到地下,死了許多人。因為死了很多的人,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。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,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,像鳥雀一樣,來往上下,非常的便利,非常的安全。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。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,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。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,道路很遠,當中又有敵人,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,便可坐飛機,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。

 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,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,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,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。我們先知先覺的人,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,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,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,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,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。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,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。日本築鐵路雖然是在我們之先,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,不合時用,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。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,要想有什麼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?這種方法想通了,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。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,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。如果一定要去使用,便是很危險,便要打死人。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?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,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,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。這是徹底的方法,是直接的民權,不過不大完全罷了。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,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。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,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,沒有別的大國,所以許多人便懷疑起來,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國能夠使用,在大國不能夠用。歐洲的大國為什麼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?這個理由,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,再要改造大鐵路,便要費很久的時間,花很多的錢,是很不經濟的事。因為畏難苟安,注重經濟,所以他們的先進國家就是知道了這些新式的發明,還是不採用他。說到我們中國,關於民權的機器,從前沒有舊東西,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。

 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,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?第一個是選舉權。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,普遍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。專行這一個民權,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夠用呢?專行這一個民權,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,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,沒有拉回來的力。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,第二個就是罷免權。人民有了這個權,便有拉回來的力。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,人民有了這兩個權,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,一面可以放出去,又一面可以調回來,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。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,一推一拉,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。國家除了官吏之外,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?其次的就是法律。所謂有了治人,還要有治法。人民要有什麼權,才可以管理法律呢?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,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,便要有一種權,自己決定出來,交到政府去執行。關於這種權,叫做創製權,這就是第三個民權。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,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,便要有一種權,自己去修改,修改好了之後,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,廢止從前的舊法律。關於這種權,叫做復決權,這就是第四個民權。人民有了這四個權,才算是充分的民權;能夠實行這四個權,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。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,人民選舉了官吏、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,這種民權,是間接民權。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,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,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。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,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。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,才叫做全民政治。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?就是從前講過了的,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。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?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。所以這四個民權,就是四個放水制,或者是四個接電鈕。我們有了放水制,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;有了接電鈕,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;有了四個民權,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。這四個民權,又叫做政權,就是管理政府的權。

 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,又可以說是做工權,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。人民有了大權,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,要做什麼樣的工夫,都要隨人民的志願。就是政府有了大權,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,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,人民隨時要他停止,他便要停止。總而言之,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,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。好像外國的舊兵船,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,便分成六個炮台,要瞄準放炮打什麼敵人,都是由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,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。現在的新兵船,要測量敵人的遠近,在桅頂便有測量機;要瞄準放炮,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。如果遇到了敵人,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,只要做指揮官的人,坐在房中,就測量機的報告,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,要用那一門炮,打那一方的敵人,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,同時放炮,都可以如願,都可以命中。像這樣才叫做是直接管理。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,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,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,才叫做靈便機器。

 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,要政府去做工夫,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?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,去做很好的工夫,便要用五權憲法。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,才是完全政府,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。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,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。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,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,是說在一國之內,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,人民不能管理;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,為人民使用,以謀人民的幸福。有了這種政府,民治才算是最發達。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,說人民是工程師,政府是機器。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,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;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,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。那麼,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,才可以彼此平衡呢?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,是要有四個權,這四個權是選舉權、罷免權、創製權、復決權。在政府一方面的,是要有五個權,這五個權是行政權、立法權、司法權、考試權、監察權。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,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。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,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。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係,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:

  就這個圖看,在上面的政權,就是人民權,在下面的治權,就是政府權。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,就是實行選舉權、罷免權、創製權和復決權;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,就是實行行政權、立法權、司法權、考試權和監察權。有了這九個權,彼此保持平衡,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,政治才算是有軌道。

 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,並不是今日發明的。譬如就政權說,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,不過是沒有罷官權。在美國的西北幾省,現在除採用瑞士的三個政權以外,並加入一個罷免權。至於選舉權,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。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,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,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。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,有了很周密的辦法,得了很好的成績。就是這四個民權,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,不是假設來的理想。我們現在來採用,是很穩健的,並沒有什麼危險。至於說到政府權,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,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。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,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,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。

  不過,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,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五權分立呢?其餘兩個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?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。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,也有很好的成績。像滿清的御史,唐朝的諫議大夫,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。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,就是監察權。監察權就是彈劾權。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,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,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。至於歷代舉行考試,拔取真才,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。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,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,也有倣傚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。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,便是說從中國倣傚過去的。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,只考試普通文官,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權之獨立的真精神。所以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,只有司法、立法、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,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。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,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,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。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,無論是什麼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。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,關於考試權和監察權,皇帝還沒有壟斷。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,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,中國也是三權分立。中國從前實行君權、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,有了幾千年。外國實行立法權、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,有了一百多年。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,還是不大完全。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,更是有很大的流弊。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,防止一切的流弊,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、立法權、司法權,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,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,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。像這樣的政府,才是世界上最完全、最良善的政府。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,才可以做到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國家。

 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,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,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,各有各的作用,要分別清楚,不可紊亂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,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,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。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,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。我問他說:「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?」他說:「我是很贊成的。」我又問他說:「你是學什麼東西呢?」他說:「我是學政治法律。」我又問他說:「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,有什麼意見呢?」他說:「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,這是人人都歡迎的呀!」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,所答非所問,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,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。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,就他的作用說,就是機器權。一個極大的機器,發生了極大的馬力,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,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。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,所以四個民權,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。有了這四個節制,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。政府替人民做事,要有五個權,就是要有五種工作,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。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,要有四個權,就是要有四個節制,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。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,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,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,才是萬能政府。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,有了這樣多的節制,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。政府的一動一靜,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。像有這種情形,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,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。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,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,造成萬能政府,為人民謀幸福。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,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。

 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,當待選舉法、罷免法、創製法和復決法規定之後,乃能悉其真相與底蘊。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,固不能盡述也。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,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《全民政治》。

  注釋:

  據孫文講演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《民權主義》(廣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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